一、改写
“rewrite”在语文词典上的意思是to write sth. again or in a different way in order to improve it or change it，为改善或改变原文而重写。但是勒菲弗尔的“改写”完全不是这样。他认为：“Translation is，of course，a rewriting of an original text …. Rewiriting is manipulation，undertaken in the service of power.”（Lefevere，2004:vii）认为翻译就是指在一定的权力、意识形态、机构的操控下对文学的一种解释。翻译就是对原文的改写；改写是在权力运作下的操控，而且翻译只是改写的一种形式，其他手段还包括历史书写、选集、评论、编撰等；改写成了推动文学演变的动力，起着重要的作用等等。所以勒菲弗尔的rewriting跟普通语文词典的释义有很大出入。根据义素分析，勒菲弗尔的rewriting保留了原来的核心义素“to write sth. again”“in a different way”“in order to change it”。
勒菲弗尔揭示，所有的改写者都受到目的语文化内在的诗学规范和意识形态信仰的制约。应该认识到的是，大部分人（如果不是所有的人的话）在分享某一特定文化的过程中，都不可能接触到“原作”，而这一文化却声称是建立在这些“原作”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应该知道，对大部分人来说，种种改写形式，包括翻译，就是原作。由于这种rewriting是以某种方式对源语文本进行重新解释、改变或操纵，而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译者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和目的语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的制约，因而对源语文本的思想内容乃至意识形态会有所改变。Rewriting也译为“重写”，这一概念在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论述cultural construction这一概念时，得到了更为详细的论证和阐释。
二、归化翻译
这是韦努蒂（1995）用来描述翻译策略的术语，在此类翻译中，译文采用明白、流畅的风格，以使目标语读者对外来文本的陌生感降到最低度。韦努蒂把这一术语的起源追溯到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768-1834）关于翻译概念的著名表述，指这类翻译会“尽可能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Schleiermacher，1838／1963:47；1838／1977:74；Venuti，1995:19-20）。然而，韦努蒂认为归化这一术语含有贬义内涵，因为它被看做是主导文化中的通用原则。这些主导文化“是一些带有侵略性的单语文化，它们不接受外来的东西”。韦努蒂认为，这些文化“习惯于行文流畅的翻译，这些翻译用（目标语的）价值，通过隐形的方式，来刻画外来文本，并使读者在他者文化中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而自我陶醉”（1995:15）。这里，“隐形”的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在视归化翻译为标准翻译的文化里，被用来描述译者在作出能为社会接受之目标文本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正是因为译者的隐形才同时“决定并掩盖了不易觉察地驯化外来文本的过程”（1995:16—17）。这样，基于归化翻译之上的方法就会包括如下步骤：精心选择有助于以这种方式翻译的文本；有意识地采用流畅、顺耳的目标语风格；改编目标文本以符合目标话语类型；添加解释性材料；删除源语独有特征（realia）以及以目标语的预设与取向来使目标文本变得总体和谐。韦努蒂指出，归化翻译是英美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翻译策略，并认为它与存在于英美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不平衡文学关系是一致的。他进一步指出，由于归化翻译广泛服务于本国事务，因此有意识地采用其他翻译策略来挑战它的主导地位，这是很有必要的。另见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异化翻译），resistancy（阻抗）（引自谭载喜主译《翻译研究词典》，2005）。
三、异化翻译
又称minoritizing translation（小众化翻译，少数化翻译）。韦努蒂（1995）使用的术语，指生成目标文本时会通过保留原文中某些异国情调的东西来故意打破目标语惯例的翻译类型。韦努蒂认为，这样的概念来自施莱尔马赫。施莱尔马赫论述了这样一种翻译类型，在此种翻译中，“译者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Schleiermacher，1838／1963:47；1838／1977:74；Venuti，1995:19）。韦努蒂评论说，施莱尔马赫将异化翻译当作首要的翻译策略，他建议在把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当作标准方法的“过于自信的单语”文化（如英美文化）中采用异化翻译。以这种方式采纳异化翻译将是“在世界事务的现行状态里一种战略性文化干预”（Venuti，1995:20），因为它将对优势文化那种试图压制译文中的异国情调（或称“他者”）的心理提出挑战。韦努蒂将异化翻译描述为一种“民族偏离的压力”，并因而认为它具有“记录外来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使读者置身国外”（1995:20）的作用。具体地说，这样的策略不仅意味着可以不必绝对地服从目标语言和文本的限制，还意味着在适当情况下可以选择不流畅的、晦涩难懂的风格，可以有意地收录源语的独有特征（realia）或目标语的古词（archaisms）；这些特点合起来就会达到给目标语读者提供一种“迥异的阅读经验”（1995:20）的效果。然而，因为即便是外国味的建立都要“依赖国内文化素材”（1995:29），所以韦努蒂承认异化翻译“在解释外来文本时（与同化翻译一样）有同等的偏向性”；然而，他又指出，它们“倾向于显耀它们的这种偏向，而不是将其藏匿起来”（1995:34）。英语中异化策略的例子包括庞德（Ezra Pound）的翻译以及纳博科夫（Nabokov）（1964／1975）对普希金（Pushkin）的诗歌《尤金·奥涅金》的著名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引自谭载喜主译《翻译研究词典》，2005）。
四、阻抗
韦努蒂（1995）采用的术语，指保留文本异国情调的一种文学翻译策略。在此意义上，它大致与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同义。韦努蒂认为，有一种观点在英美文化中很流行，即唯一有效的翻译方法就是在目标语中生成流畅的目标文本，目标文本极其“透明”，以致可能被人误以为是目标文化的作品。阻抗翻译即被认为是对这一观点的挑战。所谓阻抗，它一方面使“译文读者和译者从通常支配着他们的阅读与写作的文化限制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通过运用英语文化作为在该文化中占次要地位并为该文化所排斥的各种思想观念和推理技巧的载体，对英语文化的主导……地位”提出质疑（1995:305）。韦努蒂认为，文化差异隔离了源文本与目标语，面对这些文化差异的经历对读者而言就是一种潜在的解放过程（1995:306）。在实际中，阻抗包括在译文中使用不符合语言习惯的表达形式以及其他在语言与文化上的外来特征，以此形成一种异族印象。这样，它要求译者成为“自己语言的流浪者，母语的逃避者”（1995:291）。但是，正如韦努蒂所指出的，采用阻抗式翻译策略并不一定可以增加译文的忠实（faithfulness），反而有可能造成一种“滥用的忠信”（1995:29l；见abusive translation滥译）。在这种译文中，源文本的一些特征丧失了，而另一些特征又增加了（1995:300）。于是，韦努蒂把翻译看做是通过“不断遭遇相异点”这个行为去“寻找语言、文化之间的相似点的过程”（1995:306）。但是，译文绝不能企图完全消除这些相异点，采用阻抗式翻译的目的只是让读者注意到“翻译过程中的得失以及文化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1995:306）（引自谭载喜主译《翻译研究词典》，2005）。
五、创译
改写原文文本使其适应目标语文化和市场需要，不再带有翻译痕迹的创作，称之为创译（transcreation）。创译这种翻译策略在广告、营销、电视、音乐、出版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此类的职业化翻译方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对等、忠实的翻译观，把翻译放到更大的文化语境中来考察，也就是常说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过去通常把文化转向局限于文学翻译，其实非文学翻译、特别是职业化的翻译更需要注重文化的因素，这在本地化行业体现得特别明显。所以，克罗宁（Michael Cronin）提出实用翻译同样需要文化转向（Cronin，2003:43）。职业译者是应客户（或译文提供者）的要求而提供有偿服务，因此客户的利益高于一切。译者在做决定时不会考虑原文的读者，却需要考虑译文的用户（读者），并根据用户的需求而调整译文。这就是职业化译员职业精神的体现，即把顾客利益放在第一位。如广告翻译，译者除了要解决韵律的、语用的、句法的、文本的、符号等语言方面的难题，还需要站在用户的立场，去了解目标产品的市场营销、目标市场的法律、文化差异对营销的影响等非语言因素，从而再创作出有利于产品销售的广告，所以创译成为最主要的广告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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