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一切差别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转引自庞秀成，2010）在译学研究中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关系有时被理解为对立或对抗关系。但是增加一个中间视域，即通过“中介”连接“对立”，问题往往可迎刃而解。

 

张经浩对翻译学的建构持怀疑态度，认为“翻译学是一个未圆难圆的梦”，但不完全排斥理论。他1996年的专著《论译》中有专节讨论翻译观、翻译性质、翻译标准之类的宏观理论问题（在此，不论其观点如何）。他在书中分章讨论了直译、意译和音译的翻译策略，为后续大量微观技巧的传授作铺垫。可见，中观研究是翻译研究者的必由之路，不论他对翻译学的建构持何种态度。

 

在第一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2003）上，林克难提出“看易写”的翻译标准，得到与会者的关注。方梦之在会议总结中给予客观评价：“针对应用翻译的实际情况，林克难教授提出‘看、易、写’的翻译标准。所谓‘看’就是阅读、熟悉在相同环境中操英语母语者是如何表达的；所谓‘易’就是变易，翻译时模仿英语的表达方式，而不是逐字照搬，使译文符合英语为母语者的习惯；所谓‘写’就是根据翻译发起人的意图直接用英语写作。‘看、易、写’内容丰富，符合应用翻译的实际情况，简便易懂，可操作性强。”（2003:49）但此后    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看易写”只是方法，不能作为标准。杨清平的说法有代表性：

 

有必要澄清一个概念：“看易写”究竟是标准，还是方法。根据《辞海》解释，“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我们说“信达雅”是标准，同时也是原则，而“看易写”则不是标准，我们无法据此衡量与评价一个译文是否达到了“看”、“译（易）”、或“写”。因此说，“看易写”只是诀窍、方法，也可以看作原则，但不是标准。（杨清平，2007）

 

对此，林克难的解释是：我们在学习翻译理论的时候，很少认真考虑过翻译理论的成分构成问题。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所有的翻译理论都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警句格言式的导语，比如“信达雅”、“动态对等”、“等效翻译”等等。大概没有人会说这些不是翻译标准。但是，任何一种翻译标准还有第二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是更加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对这种翻译理论详尽的说明、阐述、释义。……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这样活活肢解翻译标准，把本来属于一个整体的翻译标准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拆开，将一部分叫做“标准”，而将另一个部分叫做“方法”，那么这个标准就立刻会变的不完整，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林克难，2009）

 

林克难提出“看易写”不是孤立的，它是功能对等实用“翻译理论链条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林克难，2009），但是我们又不能像“信达雅”那样以“是否‘看’了？”、“是否‘易’了？”、“是否‘写’了？”来衡量具体的译文。说到底它只不过是功能翻译理论采用的策略。切斯特曼认为“翻译策略因此就是把翻译看作一种行为，应把它放在更宽泛的行动理论语境下来看待”（Chesterman，1997:88）。切斯特曼采用斯坦纳对认知行为的层级划分方法，认为最上层是文化或心理需求引发的人类行为，称为activity；第二层是为了实现activity采取的必须的action；第三层是更为具体的operations（如动机、计划、执行和评价等）。采用这种层级结构来看待翻译的话，翻译策略是关注中间层次的行为（action）（转引自陈洁荣，2011）。

 

如果从认知行为理论的角度解释“看易写”的过程特点就相对容易。切斯特曼认为：“策略是译者寻求符合规范的方式，不是寻求对等，而是仅仅寻求译者所认为的最好的译本。因此，策略是一种过程，一种做事的方法。”（Chesterman，1997:88）“看易写”是一个过程，是可供译者选择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中观理论。翻译的中观理论要与宏观理论的联结起来，并保证宏观理论的贯彻。

 

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翻译策略”一说开始出现在我国翻译研究中。这一术语差不多与“异化”同时引进，而与此相关的“翻译方法”在我国传统译论中早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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