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策略（strategy）和翻译方法（method）有天然的联系，中外论者在运用时，常流变不居。在文化学派代表人物那里，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并没分得很清楚。韦努蒂（1995）在其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提到异化/归化时，作为“翻译方法”的居多，而作为“翻译策略”的偏少，“策略”（strategy）与“方法”（method）交替出现，两者流变不居。巴斯奈特也有这种情况，在Translation Studies（Third Edition）一书中，在对勒菲弗尔译诗的见解作具体归纳时，在一句句子中开始用的是methods，后来又说成strategies。如说：In his book on the various methods employed by English translators of Cattullus’ Poem 64，André Lefevere catalogues seven different strategies。这7种“策略”分别为：Phonemic translation（音位翻译） Literal translation（逐字译） Metrical Translation（韵律翻译） Poetry into prose（译为散文体） Rhymed translation（押韵翻译） Blank verse translation（无韵翻译） Interpretation（解释性翻译）（Bassnett，2004:83-84）

以上7种译诗策略在我国传统译论中也有讨论，只是视角不同，但都称为方法。其实，7种翻译策略也就是7种翻译方法。这里，strategy和method是同义词，上句中这两个词可以任意置换，意思不会有改变。有人是这样来区分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认为以异化、归化为代表的翻译策略处于文化层面，多从文化上考量。而以直译、意译为代表的翻译方法为语言学派所惯用，处于文本层面，多从篇章语言上考量。这种区分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意义不大。

从上可知，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在讨论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时并没有刻意地做这样的区分，两者常常是同义的。除了翻译方法与翻译策略在概念上有交叉重叠之外，就中观研究而论，翻译方案、翻译计划、翻译模式、翻译框架、翻译模块等与翻译策略也在同一层面上，这里我们以翻译策略作为中观研究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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