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漫长时期，文质之争不断。随着西学东渐，直译意译之争又起。五四以后，主张直译的鲁迅对当时翻译界盛行的任意删削、颠倒、附益的翻译方法，认为意译让“洋人穿了长袍马褂”，是“削鼻剜眼”的翻译法；意译派认为直译以辞害义，语言不通，读者不知所云。建国初期，直意之争仍是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文革”后，直意之争部分地为科学艺术之争和归化异化之争所替代或遮蔽。现在译界普遍认为，直译和意译是两种并存的、可以按不同语境、不同要求、不同目的而采用的翻译方法。直译意译之争虽然基本平息，但作为翻译实践的两种基本的翻译方法和策略，还将继续进行探讨和研究。音译最早可上溯到唐玄奘提出的“五不翻”，历史上也多有阐释。近代史上一场著名的论战是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译名之争。章士钊于1910年11月22日在《国风报》第29期上以“民质”为笔名发表了《论翻译名义》，欲“讨论意译、音译之得失”，其实是以考察意译的得失为主，提出音译的主张。该文遭不少人反对，章氏则继续发表文章作出反应，接着，引起热烈的讨论。参加这场讨论的有当时文化界、翻译界的名流梁启超、朱自清、张闻天、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林语堂、孔祥鹅等数十人。解放后我国译界对音译也有讨论，尤其对音译的原则、音译的标准、音译的方法以及术语的翻译问题等均有所及。
一、 直译
一般认为，译文形式和内容都与原文一致谓之直译；亦即以原文形式为标准，依样画葫芦的是直译，另起炉灶的是意译。周作人提倡直译。按他在“《陀螺》序”中的解释，直译就是信与达，“不像有人误会的那样，以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他以Lying on his back为例，认为译作“卧在他背上”不是直译，而是死译；译成“仰卧着”才是直译（转引自罗新璋，1984:398）。鲁迅是主张直译的。他说过：“‘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而另一方面，他决不赞成把“跪下”改译为“跪在膝之上”。茅盾在“《茅盾译文选集》序”中对直译的解释是：“所谓‘直译’也者，倒非一定是‘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的翻译。那种译法不是‘直译’，而是‘死译’。‘直译’的意义就是不要歪曲原作的面目，要能表达原作的精神。”（转引自罗新璋，1984:518）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主张直译的人也不完全以逐词对译或照搬原文结构为圭臬。许崇信对直译的解释是：1. 以句为单位，即：原文是一句，译文一般也应译为一句。不把一个大句分成几个小句，也不把句与句之间的界限打通。因为这类句子在严肃的作家笔下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2. 在一般情况下，在处理词汇的翻译上，不采用转义的译法。因为转义有点像传话，一传再传就走了样。上面这两点，一点关系到语法结构，一点则关系到词汇问题。3. 在上面两个基本前提之下，直译可允许改动词序，改动一个句子内部各个成分间的次序，也允许改动主句与从句（副句）的次序，同样允许改变词类。（转引自方梦之，2004）
巴尔胡达罗夫认为，逐词翻译的直译是“层次偏低的翻译”，而只有“必要的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才能“传达不变内容并遵循译语的规范”。“层次”是指作为翻译单位的语言等级体系中词、词组、句子之类的层次。（1985:145—160）卡特福德认为直译是介于意译和逐字翻译之间的一种译法。“它可能始于逐字翻译，但为恪守译文的语法规则而有所变化（如补充额外的词语、变换任何一‘级’的结构等），并过渡到以意群或句子成分为单位进行翻译。”（1965:26）
直译的优点是：在吸收外来有益的新因素，在反映异国客观存在的事物和情调上，比意译更能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当在表达形式上无须另辟蹊径即可达到忠实于原文内容的时候，译者自然采用直译。
二、 意译
译文内容一致而形式不同谓之意译，即以原文形式为标准，译文表达形式上另辟蹊径。在翻译史上，对于意译各说纷纭。傅雷说：“我并不说原文的句法绝对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的句法的，但无论如何要叫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文。”（转引自罗新璋1984:548）他的这一主张实际上跟鲁迅、周作人、茅盾主张直译并无原则区别。艾思奇则说：“人们常常曲解了意译，以为为了要‘达’，就可以随着译者的意思任意地增删文句，不必顾虑到原著。”（转引自罗新璋，1984:437）钱歌川对意译的说法是：“采用原文大意或甚至有时改变原意，依译者自己的意思写出，结果多是不大忠于原文。”（钱歌川，1980:11）
巴尔胡达罗夫把意译看成是“层次偏高的翻译”。“偏高是指比传达不变内容并遵循译语的规范所足够的层次为高。”（巴尔胡达罗夫1985:159）这里的“层次”是指作为翻译单位的语言等级体系中词、词组、句子之类的层次。卡特福德（Catford）认为“意译是等值关系是在各‘级’之间自由变换的，甚至可以超过这一‘级’”（1965:26）。
意译是基本译法之一。当译者经过曲径探幽，发现需要改变形式才能忠实地再现原文内容时，就采用意译。
三、 音译
亦称“转写”，即用一种文字符号（如拉丁字母）来表示另一种系统的文字符号（如汉字）的过程或结果。当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差异很大、存在语义空白的情况下，翻译不可能直接从形式或语义入手，此时，音译是主要的翻译手段。音译对象主要是人名、地名和新产生的术语。由于音译常受译者方言的影响或选择汉字不同，因而译音词常不统一。为了译音规范化，我国编制了多种语言的汉字译音表。例如，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1983）年就附有英、法、德、西、俄、阿拉伯等语言与汉语对照的译音表。按这些表的规定，例如英文Lansing译为“兰辛”，Travis译为“特拉维斯”；俄文Молдавия译为“摩尔达维亚”，Ставский译为“斯塔夫斯基”。当然这些译音表只是试图为以后的译音选取汉字提供规范，至于以前已经约定俗成的译名则不宜更改了，例如radar译为“雷达”，ballet译为“芭蕾”，Москва译为“莫斯科”等。此外，音译还要遵守名从主人的原则，例如有人把“Mencius（孟子）”译成“孟修斯”，把“Chiang Kai-shek（蒋介石）”译成“常凯申”，已成笑柄。数十年前，中文的人名、地名国际上通常用威氏拼音法拼写，至今我国港台地区仍沿用，如“马英九”译为Ma Ying-jeuo，“董建华”译为Tung Chee-hwa等。
由于音译标准和译名原则不一样，我国大陆与港台地区名词音译上存在分歧。美国前总统Clinton，台湾译为“柯林顿”，大陆译为“克林顿”；日本相机BRONICA，大陆译为“勃郎尼卡”，香港译为“碧浪之家”；laser，台湾音译为“镭射”，大陆译为“激光”；等等。更有甚者，大陆内部在译名上也不尽一致，如engine仍以“发动机”与“引擎”并存，而motor尚有“电动机”与“马达”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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